在民国时期的军统系统中，被称为军统六哥的郑耀先表面上与戴笠、毛人凤等高层称兄道弟，看似地位显赫，但实际上他在军统内部的真实处境远非如此。戴笠作为军统局副局长（实际主持工作，职务军衔为中将），毛人凤担任代理主任秘书（少将军衔），都是军统核心决策层的重量级人物。而郑耀先的真实身份，经过史料考证，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上校级特务，其最后的公开身份仅是渣滓洞看守所（原著中为中美合作所）的一个闲职特务，既无实权也无重要职务。若他真是一个潜伏者最新配资官网，而是纯粹的军统特务，以他的级别甚至连进入战犯管理所的资格都没有。
戴笠虽掌握军统大权，但对高级特务的任免生杀大权并非完全自主。以军统东北区区长、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为例，这类大特务的处置必须上报蒋介石批准。毛人凤曾试图处决马汉三、刘玉珠和乔家才三人，但蒋介石在审阅材料后，仅批准处决前两人。据沈醉回忆，马汉三和刘玉珠贪污数额惊人，包括重达几十斤的金佛及大量珠宝，而乔家才虽被毛人凤列为第二名，但因缺乏确凿贪污证据且蒋介石对其印象较好，最终幸免于难。这一案例充分说明，即便是毛人凤这样的高层，在处置高级特务时也必须严格遵守程序。
展开剩余72%在军统（后改为保密局）的组织架构中，正局长必须由中将担任，前几任局长甚至享有加上将衔的殊荣。戴笠、郑介民、唐纵和毛人凤构成了军统的顶级权力核心。其下设有督察室和八大处，这些部门的正职均为少将。各大区和省站站长通常由少将担任，保密局时期才有少数上校担任站长。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唯一上校级战犯章微寒，就是因其特殊投诚身份才获得这一优待。而郑耀先虽然后来被郑介民授予少将军衔，但这个虚衔未经蒋介石批准，实际上他仅相当于渣滓洞看守所的副所长或科长级别，远达不到进入功德林的标准。
渣滓洞看守所作为三级单位，由徐远举和周养浩直接领导。徐远举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是11·27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据记载，1949年11月27日上午，徐远举在办公室召见下属，下令处决两个看守所关押的300多人，事后还焚毁了渣滓洞看守所。在这种严密的屠杀计划下，像袁农这样声称从渣滓洞逃脱的说法显然不实，因为重要囚犯都是被单独带出处决的。
罗广斌的获救过程颇具戏剧性。据林茂回忆，他多次为罗广斌向徐远举说情。在1949年7月的一次牌局上，徐远举表示会相机行事。同年11月27日，当林茂再次找到徐远举时，徐将罗广斌交给他，并交代了三项任务。但由于战局混乱，林茂最终未能将罗广斌交给罗广文。
从军统的严格等级制度来看，郑耀先的地位远不能与郑介民、毛人凤等核心人物相比，甚至与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相比也相差甚远。按军衔划分，他只能算三级特务；若按实权和受信任程度，则可能降至四五级。军统内部等级森严：局长独居顶层，副局长略低半级；局本部处长为第二层级；外派的大区区长和省站站长又低半级。像吴敬中、沈醉这样的资深特务可能不买大区区长的账，但对局本部处长必须恭敬有加。而郑耀先这类技术型特务，在高层眼中不过是可随时舍弃的工具。
郑耀先的军统六哥名号早已名不副实，他既非核心成员，也非封疆大吏，充其量只是件用后即弃的工具。如果他能够像吴敬中那样善于经营关系，或如程一鸣般低调行事，或许有机会晋升处长或站长。但郑耀先长期塑造的嚣张形象已成桎梏，即便想要改变也难免引人怀疑。在波谲云诡的军统内部，这种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恰恰是最危险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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